政治学一周热点 第3期
政治学人“一周观点摘编”选取新近政治学类论文，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每周发布一期。传播优质学术、展现学科动态、凸显学人观点，敬请持续关注。
1
丛日云丨西方文明的困境—后物质主义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作者信息：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文章出处：《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主要观点：作者尝试将西方发达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援引英格尔哈特教授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分析进入后现代的西方文明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所面临的特殊困境。据英格尔哈特教授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始，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生了价值观的根本性转变。价值观的变迁是沿世俗-理性维度以及后现代社会的维度两个维度进行的。后现代化带来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物质主义价值的人转变了政治价值观及其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淡化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以实现精神价值的追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关注重心。其困境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后物质主义物质基础正在被掏空，无力应对物质主义、现代主义的竞争；在文化全球化中，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缺少应对前现代、后现代势力的能力，西方文明根基遭受威胁；政治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宗教仪式正走向衰退，面对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复兴，全球化在挑战中处于被动。从西方的困境可以得出一些启示：中西方的竞争不在同一层面，学界将两者的发展状况做错层式的比较是方法论上的误区；中国的发展正转向后物质主义，而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将造成发展动力减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已成现实，随着中国化的成功，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也会发生，国家在工业化高潮中对未来的后工业社会的前景有所准备。
2
李晖 郭良平丨才能为底线的关系晋升：中国地方领导干部的职业激励
作者信息：李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郭良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原文出处：《当代中国》2018年
主要观点：文章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的方式，辅以对地方领导干部深度访谈。旨在揭示中国地方领导干部如何理解和评估官员晋升的激励机制，以及该机制形成的工作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研究的假设基于官员主观层面对激励机制的理解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进行研究。研究重新梳理了贤能制概念，从其中的制度层面和个人层面进行研究。与西方实证研究不同，本文重点研究地方政党主要领导，同时将“才能”和“关系”此非物质特性因素纳入设计，注重领导干部主观因素。该研究发现在影响地方政党主要领导仕途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受上级领导赏识”，其次是“工作能力”等，而“才能”在其中含义复杂。总之，中国干部管理体制是一个自上而下、权威主义体制，体现了很强的选贤任能制度的设计特征，得到了地方领导干部的认同。深度访谈发现，才能和关系因素在个人视同中发挥不同作用，干部的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关系使其中关键影响因素，同时由于来自上级绩效考核压力，现有的干部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将淘汰无能或绩效太差的干部，腐败和凭关系的官员也需要满足最低能力要求。中国地方领导干部的职业激励可以概括为“才能为底线的关系晋升”。
3
翟桂萍丨中国崛起中的政治仪式供给
作者信息：翟桂萍，法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
文章摘要：政治仪式成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发挥发展需要与我国由大向强发展的进程相协调，促进政治仪式生产和再生产国家认同、政党权威、军队威力等，回应国家崛起对政治仪式的需求。增强政治意识的制度供给，通过制度化规定，设立一定的政治意识，并通过仪式化活动的规范化，强化政治意识的制度建构；增强政治仪式的功能供给，通过仪式化的政治活动政治表达政治主体的情感、态度和立场，井然有序的行动和意义丰富的规范发挥政治仪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社会共识，提升整体认同；增强政治仪式的样式供给，不断拓展政治仪式的类型、方式等，提升政治仪式对国家崛起支撑；增强政治仪式的效能供给，效能大小取决于政治仪式本身和政治仪式的传播，政治以上的传播正向功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有效促进了对离散化社会的整合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信息网络时代，在面对政治仪式的正面运用和正向功能时应给予其负面效应和反向运用足够的关注，降低负面效应的影响，避免政治仪式被反向运用。
4
刘波丨人工智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作者信息：刘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原文出处：《人民论坛》2018年2期
文章摘要：当前以“网络化”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弱化了传统国家权力结构和单向治理模式，促进政府治理理念更新和现代政治变革。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体现了政治行为过程数据信息化、政治情感中立性、政治权力去中心化以及政治结构不对称性的外化特征。人工智能成为一种社会应用机制，社会倒逼机制，成为推动全球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可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作用，推动经济转型升，政府管理效能提升，提高公共服务精准化，提高民众生活品质，为广大民众民主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提供便捷通道，同时也对当代政治提出各种挑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有效的政府治理，政府要积极适应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公共决策等领域应用和挑战，为人工智能助推国家治理变革创造条件。
5
杨绘荣 李彤丨从内隐到外显：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的逻辑联系
作者信息：杨绘荣，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李彤，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8年第2期
文章摘要：文章通过分析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之间的逻辑，力求把握两者之间作用的内在规律，探究增强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路劲。政治认同表现认同主体的态度，具有内隐性，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执政党合法性、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政治参与提供良好心理基础，推动政治系统发展；政治参与是参与主体的实践行为，是政治认同得以形成的外在基础，具有外显性。从内隐到外显，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预想产生作用，既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制约，又对政治系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从政府和执政党的认同、对主导性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入手，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公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价值认同，从制度层面完善网络政治参与渠道，增强制度认同。从内隐到外显，必须在政治权利主体、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等层面构建有利于政治参与认同，从而保证政治体系的有序运转，进而推动政治系统稳定发展。
6
冯博、陆铭丨执政稳定、制度约束和经济增长
作者信息：冯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 年第2期
文章摘要：文章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威权体制下政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执政党能够规范化威权体制的政策制定过程，并使经济政策具备可预测性和持续性，说明威权体制具有“执政稳定性”。由于威权统治缺乏具有足够权威的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若要党内精英致力于本国发展，实现“执政稳定性”下的经济增长，必须以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制度约束为前提条件。文章发现，只有当威权体制中存在制度约束（非个人集权政体或允许多党选举）的前提下，“执政稳定性”指数和经济发展才会正相关。执政稳定性减少了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积极作用必须以权力受到约束为前提条件。通过计算执政党的平均执政时间，构建“执政稳定性”指数，发现执政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正相关，有条件的：（1）相对于个人集权式政体，非个人集权政体中执政稳定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2）相对于不允许多党竞选的情况，在多党选举合法化的威权体制下，执政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本文经验研究，在发展对外投资、贸易和合作等国际经贸关系时，应该注重对于对象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评估，在威权国家中，应重点发展与对执政者存在制度约束的国家的经贸关系，从而最大化本国利益。
上述内容根据学术文章摘编而得，详细内容请参见各原文出处。如有不当，敬请见谅。
本期编辑：Amy